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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介紹和分析了社會科學中理性選擇理論的起源與爭論，以及社會學中理性選擇理論發(fā)展的新趨勢，在對傳統(tǒng)理性選擇理論作出批判的前提下，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認人的行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關注制度文化對個人偏好和目的的影響作用，參考狹義理性選擇的概念，界定理性選擇理論在何種情境之下，可以解釋何種行為，正確處理制度與個人行動選擇之間的關系，為理性選擇理論圈定一塊合適的園地。同時指出以家庭作為行動單位研究中國人的理性選擇行動，可能是理性選擇理論本土化的一條途徑。

一、理性選擇理論的起源與爭論

在社會科學中，幾乎所有的理論都隱含著對社會行動者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預設。亞歷山大（Alexander，J.G.）指出，有關人的行為的理性和非與理性二分法涉及的內容主要有：人到底是自私（理性）的還是唯意志主義（非理性）的；人對待世界的態(tài)度到底是純粹工具性（理性）的還是規(guī)范和道德（非理性）的；人到底是根據(jù)效用最大化行動（理性）還是被感情和無意識的欲望所支配（非理性）。〔1〕不同學科或同一學科內的不同理論的分野主要源于對行為的不同假設。格雷魯維特（Granovetter，M.）認為經濟學與社會學最大的差別在于前者強調人們?yōu)楹巫鞒鲞x擇，后者強調人們?yōu)楹尾蛔鞒鲞x擇?！?〕

在傳統(tǒng)的經濟學理論中，對人的行動持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占據(jù)了主導的地位。亞當·斯密認為人的理性在于他在各項利益的比較中選擇自我的最大利益，以最小的犧牲滿足自己的最大需要。個人利益最大化是通過交易實現(xiàn)的。人們在追逐自我利益的過程中，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會使整個社會富裕起來。〔3〕

新古典經濟學家繼承和發(fā)展了古典經濟學家理性人的假定。他們對人的行為的假定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個體的行動決定是合乎理性的（指為達到目的而選擇的手段）；個體可以獲得足夠充分的有關周圍環(huán)境的信息（完全信息假定）；以及個體根據(jù)所獲得的各方面信息進行計算和分析，從而按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標選擇決策方案，以獲得最大利潤或效用（利潤或效用最大化假定）。〔4〕

格雷魯維特認為主流社會學強調宏觀社會結構對人的行為的決定性作用的分析典范占據(jù)支配地位。社會學側重于解釋人們?yōu)槭裁床蛔鞒鲞x擇。在社會學中，非主流的理性選擇理論一直處于邊緣的地位。但是近二、三十年來，理性選擇模式有逐步興盛的跡象。六十年代興起的社會交換理論相當大程度上認同理性選擇理論的前題。一些學者開始以理性選擇理論研究社會生活領域。例如奧爾森（01son.M）用于分析集體行動?！?〕貝克爾（Becker，G.S.）用于分析政治和法律、犯罪與懲罰以及婚姻和家庭等社會現(xiàn)象?！?〕科爾曼（Coleman，J.）以理性選擇理論為立足點，發(fā)展出新的社會行動理論，成為社會學中理性選擇理論的代表人物?！?〕

理性選擇理論是建立在下列前提上的：第一，個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第二，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為策略可供選擇。第三，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選擇會導致不同的結果。第四，人在主觀上對不同的選擇結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理性選擇可以概括為最優(yōu)化或效用最大化，即理性行動者趨向于采取最優(yōu)策略，以最小代價取得最大收益。

在社會科學領域，理性選擇理論不但受到傳統(tǒng)社會學，而且受到經濟學中新制度主義學派的批評。批評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第一是有關最大化假設的問題。最大化假設是以人的完全理性為條件的。人具備完全理性才能夠找到實現(xiàn)目標的所有備選方案，預見這些方案的實施后果，通過衡量作出最優(yōu)的決擇。

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概念是阿羅提出的。用他的話來說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為“即是有意識地理性的，但這種理性又是有限的”。在諾思看來，人的有限性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環(huán)境是復雜的，在非個人交換形式中，人們面臨的是一個復雜的、不確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確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人對環(huán)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無所不知?！?〕

西蒙（Simon，H.A.）對完全理性作出了重要修正。他指出傳統(tǒng)經濟理論假定了一種“經濟人”。他們既具有“經濟”特征，同時也具有“理性”特征。他們具備所處環(huán)境的知識即使不是絕對完備，至少也相當豐富和透徹。他們還具備有一個很有條理的，穩(wěn)定的偏好體系，并擁有很強的計算能力，靠此能計算出在他們的備選行動方案中，哪個可以達到偏好尺度上的最高點。〔9〕西蒙認為人們在決定過程中尋找的并非是“最大”或“最優(yōu)”的標準，而只是“滿意”的標準。

以稻草堆中尋針為例，西蒙提出以有限理性的管理人代替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兩者的差別在于：經濟人企求找到最鋒利的針，即尋求最優(yōu)，從可為他所用的一切備選方案當中，擇其最優(yōu)者。經濟人的堂弟——管理人找到足可以縫衣服的針就滿足了，即尋求滿意，尋求一個令人滿意的或足夠好的行動程序?！?0〕西蒙的有限理性和滿意準則這兩個命題，糾正了傳統(tǒng)的理性選擇理論的偏激，拉近了理性選擇的預設條件與現(xiàn)實生活的距離。

第二是關于是否所有人類行為都是理性行為的問題。理性主義的行為觀認為人類有為由理性思考所支配。正統(tǒng)的經濟學中，它被用于分析幾乎所有的人類行為。

人類行為遠比傳統(tǒng)經濟理論中的財富最大化的行為假設更為復雜。諾思把諸如利他主義、意識形態(tài)和自愿負擔約束等其他非財富最大化行為引入個人預期效用函數(shù)，從而建立了更加復雜的、更接近于現(xiàn)實的人類行為模型。人們往往要在財富與非財富價值之間進行權衡，在這兩者之間尋找均衡點?！?1〕

帕累托（Pareto，V.）曾提出人類社會存在著“非邏輯行為”。這些行為涉及價值觀、信仰和感情領域，本能和機械地遵從于習慣。在現(xiàn)實生活中邏輯行為與非邏輯行為幾乎是混雜在一起的。理性主義的行為觀只可應用在重要但是有限的行為中?！?2〕

韋伯運用理念型的方法將社會行動區(qū)分為四種類型。第一種是工具理性行動。行動者通過理性的計算選擇手段與目標；第二種是價值理性行動。價值理性行動也理性地選擇行動，但是目的則由既定的價值體系事先決定；第三種是情感行動，行動由行動者的感情或情緒狀態(tài)決定；第四種是傳統(tǒng)行動。行動由習俗或慣例決定。四種行動類型不是截然分開、互不相干的。相反，它們之間互相滲透交叉?！?3〕韋伯較為關注工具理性行動和價值理性行動對它們作出解釋。但是他并沒有將所有社會行動都視為理性行動。

可見，雖然在現(xiàn)代生活中理性行為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用理性主義的行為觀研究所有人類行為是不合適的。

第三是關于個人的偏好和目的問題。新古典經濟學，以個人的偏好和目的作為研究的起點，而且認為個人的偏好是一成不變的，斷言“口味這東西是不能討論的”。

對新古典經濟學的這種立場，新制度經濟學派給予猛烈的批評，指出他們拒絕考察與個人偏好、意圖的形成過程有關的制度的或其它力量的作用，個人成了內在的，而且常常是偏好和信念的囚犯，批評他們極不愿意回答什么原因導致目的的產生，當被追問目的何來時，往往求助于心理學的解釋，而那些心理學的解釋又是非歷史性的。〔14〕

霍奇遜指出制度和文化極為重要，它們在影響和形成目的本身方面確實起作用。諸如制度結構和常規(guī)、社會規(guī)范和文化不僅影響行為，而且也影響對世界的看法以及追求的目標。〔15〕霍奇遜認為，制度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重要分野，在于前者將個人的偏好和目的作為受制度和文化影響的內生變量，將之納入研究的范疇，后者則將之作為既定的外生變量，排除在研究范圍之外?！?6〕

科爾曼和費雷洛（Fairer，T.J.）批評有些人將價值（或偏好，或目標）作為個體選擇過程的外在因素而不予考慮，認為社會學的有目的行為模式必須考慮人們的價值和信念來源，因為這些東西影響到個體的偏好和選擇，成為內化共享的價值、規(guī)范對人們的選擇行為有影響?！?7〕

二、社會學的理性選擇理論

社會學中的理性選擇理論是什么？科爾曼和費雷諾認為把握這個問題的一個相對直接的辦法是首先列出三種許多人都認可的衡量什么是令人滿意的社會學理論的尺度：

1.理論解釋的是社會系統(tǒng)（大或?。┑男袨椋皇莻€體的行為。

2.要求依據(jù)系統(tǒng)中行動者的行為來解釋社會系統(tǒng)行為。這意味著：a.要有社會系統(tǒng)行為層次和個體行動者行為層次之間轉換的理論，即要解決通常稱為微觀——宏觀的連接問題。b.要有關于個體行動的動機的心理學理論或模型。

科爾曼和費雷諾認為目前沒有理論能同時滿足上述尺度的要求。不同的理論傳統(tǒng)各有缺失。滿足尺度1，但是忽略了尺度2a和2b的理論可稱為整體論。功能論便是其中的典型。另一類理論滿足尺度1和2b，但是忽略2a的理論，以個體相似行為或傾向來解釋系統(tǒng)行為，微觀——宏觀的轉換被假設為是通過行為的簡單加總而實現(xiàn)的。理性選擇理論與前兩類理論不同。它甚少考慮尺度2b，即個體行動的動機的心理學理論或模型。構成理性選擇理論的不是個體心理，而是符合尺度2a的理論要素，即微觀個體行動層次與宏觀系統(tǒng)行為層次之間的轉換。最顯著的例子是將宏觀層次描述為制度結構，微觀層次則是在這個結構中的行動者的行為。

他們以理性選擇理論研究搭便車現(xiàn)象來說明心理學的觀點在理性選擇理論中只扮演次要角色。搭便車現(xiàn)象與個體心理無關，它指涉的是一種會導致“理性的”的行動的激勵結構。理性選擇理論建構的是一種關于制度結構如何產生系統(tǒng)行為的理論的策略。這種策略力圖處理微觀與宏觀之間的連接的問題。

科爾曼與費雷諾認為大部分從事行動層次研究的社會理論家都運用理性選擇的方法。他們多數(shù)的理論都建立在行動者的行動是“合理”或“或理解”的基礎上。理性選擇理論與這些理論的差別在于將最大化原則運用于所有問題上。此外，理性選擇理論的主要目標不是理解一種特別的行動在行動者看來為何是合理的，而是展示對行動者而言是合理或理性的行動如何能結合起來產生社會后果。這些后果有時是行動者預期的，有時則是預料之外的；有時對社會而言是最優(yōu)的，有時則否。正是最后一個方面彰顯了理性選擇理論與功能論的差別。功能論者預設社會系統(tǒng)層次的最優(yōu)化、有效率或均衡，然后展示各種制度如何為社會的最優(yōu)化作出貢獻?！?8〕

科爾曼強調社會科學的主要任務是解釋社會現(xiàn)象，而不是解釋個人行為，但是如果要充分了解系統(tǒng)行動，則應以系統(tǒng)層次之下的個人層次的行動作為研究的起點。他稱自己的理論是個人層次的行動理論。個人行動理論的核心概念是有目的行動。有目的行動則可以用合理性來說明。合理性是理性行動者的基礎，而行動者的行動原則可以表達為最大限度地獲取利益?！?9〕

科爾曼在對社會規(guī)范的分析中，清楚地體現(xiàn)了他上述的理論立場，他指出許多社會學把社會規(guī)范作為既定條件，以之研究規(guī)范指導下的個人行為或社會系統(tǒng)行為。帕森斯學派便是著名的代表。這個學派認為規(guī)范是行動原則的基礎，其作用與理性選擇理論中最大限度獲取效益這一概念相當。上述行動原則，即“個人根據(jù)社會規(guī)范行動”，把規(guī)范的研究作為宏觀水平上的理論任務。理性選擇理論認為個人利益是既定的，因而以解釋社會系統(tǒng)的活動為理論的目標?？墒钦y(tǒng)理論都認為社會規(guī)范是既定的，把解釋個人行為作為理論目標。

科爾曼不同意認為規(guī)范的概念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的立場。他拒絕將規(guī)范作為既定的條件，但是研究規(guī)范如何產生并且在行動者之間怎樣維持。社會規(guī)范按下列途徑進入他的理論：規(guī)范指明人們什么樣的行動是合乎體統(tǒng)或正確的。社會規(guī)范是人們有意創(chuàng)造的。創(chuàng)造并維持規(guī)范的人認為，如果規(guī)范為成員所遵守，他們將獲益，如果人們違背規(guī)范，他們將受傷害。規(guī)范蘊含利益。因此，社會需要規(guī)范的條件是行動對行動者之外的其他人具有同類性質的外部影響，但以控制此種行動的權利為交易對象的市場難以建立，接受外在影響的任何個人無法在爭取控制權的交換中獲益。規(guī)范蘊含的利益不能形成規(guī)范，也不能確保規(guī)范必然形成；但是，利益為規(guī)范提供了基礎，即接受外在影響的人們產生了對規(guī)范的需求?！?0〕

在對社會規(guī)范的分析中，科爾曼還將對規(guī)范的討論與社會理論的微觀——宏觀的連接問題結合起來。他認為社會理論涉及三個組成部分：宏觀至微觀的轉變，微觀層次上個人有目的行動和微觀至宏觀的轉變。規(guī)范是宏觀層次的產物。它的基礎是微觀層次上個人有目的行動。在特定條件下，規(guī)范通過微觀至宏觀的轉變得以實現(xiàn)。規(guī)范一旦出現(xiàn)，便可引導個人的行動，從而決定個人所得利益。在某種意義上，規(guī)范的出現(xiàn)是典型的微觀至宏觀的轉變。盡管規(guī)范屬于系統(tǒng)水平，但是它來自個人行動。規(guī)范形成后，進一步影響個人行動，其途徑是掌握規(guī)范的人實施賞罰以及人們的行動與規(guī)范保持一致。規(guī)范這種自微觀水平開始，又以微觀水平終結的過程可以表示為：〔21〕

通過上述的介紹，可以看到與傳統(tǒng)的理性選擇理論相比，科爾曼的理論不但較為精致和系統(tǒng)，而且兼容了社會學重視規(guī)范的傳統(tǒng)?？梢詫⒖茽柭鼮槭椎纳鐣W的理性選擇理論歸納為，以宏觀的社會系統(tǒng)行為作為研究的目標，以微觀的個人行動作為研究的起點，以合理性說明有目的行動。合理性是理性行動者的行動基礎，行動者的行動原則是最大限度地獲取效益。通過研究個人的行動的結合如何產生制度結構以及制度結構如何孕育社會系統(tǒng)行為，實現(xiàn)微觀——宏觀的連接。

三、理性選擇理論的應用策略

通過上述兩部分的描述和分析，可見阿羅和西蒙等人以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使理性選擇的預設條件較為貼近現(xiàn)實生活。帕累托、韋伯和諾思等人揭示了人類行為的多樣性，表明雖然在現(xiàn)代生活中理性行為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人的行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用理性主義的行為觀去研究所有的人類行為是不合適的?？茽柭突羝孢d等人提醒我們必須關注制度化對個人偏好和目的的影響作用，不要把個人偏好和目的作為一成不變的外生變量。科爾曼將社會學強調制度結構的傳統(tǒng)植入理性選擇理論，將此理論精致化和系統(tǒng)化，并試圖借此理論解決社會理論中微觀——宏觀的連接問題。理性選擇理論并非完美無缺，也不可能解釋所有的社會行為。理性假設的有效范圍是有限的。

有鑒于此，泰勒（Taylor，M.）提出了狹義理性選擇的概念，試圖為理性選擇理論尋找一塊合適的園地。他的理論前提是：

1.理性行動是根據(jù)既定信仰達到既定目標的工具性行動；2.行動者是利己主義的；3.誘因的等級序列是有限的。

泰勒認為理性選擇理論的應用范圍不是無限的。只有在下列條件下運用理性選擇理論才是有效的：

1.行動者可作的選擇是有限的，即不是多到無從選擇，也不是少到無可選擇；2.誘因是清楚和實質性的；3.行動的選擇對個人非常重要；4.有人曾在類似情境下作出選擇，有前車之鑒?！?2〕

依筆者之見，社會科學理論是在不同的理論立場的爭論之中發(fā)展的。幾乎每一種理論立場都有它的長處和弱點。我們不能因為某種理論立場存在解釋死角就置之不理。明智的做法可能是在充分認識它的偏閉，尤其是認真對待它的宿敵的批評的前提下，為它尋找一塊合適的園地。本文認為也許可以在下列條件之下運用理性選擇理論：

首先，接受上述對傳統(tǒng)的理性假設的三個方面的批評：

1.改變傳統(tǒng)的完全理性的假設。以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以管理人代替經濟人，以尋求滿意代替尋求最優(yōu)，使理性選擇的預設條件與現(xiàn)實生活較為接近。

2.承認人的行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注意區(qū)分人的行為中的理性行為與非理性行為，只把理性行為納入理性分析的范圍。

3.關注制度文化對個人偏好和目的的影響作用。將個人的偏好和目的作為受制度和文化影響的內生變量，將之納入研究的范疇。

其次，參考泰勒的狹義理性選擇的概念，將理性選擇理論“狹義化”或者說“條件化”，清楚和具體地列舉理性選擇理論可發(fā)揮解釋效力的條件和時空，例如泰勒所說的，行動者可作的選擇是有限的；誘因是清楚和實質性的；選擇對個人非常重要；有前車之鑒。在滿足條件時才運用理性選擇理論。

再次，正確處理制度與個人行動選擇之間的關系：

1.應該清楚地意識到，對個人理性行動選擇的研究的目標不是為了刻劃個人自私的心理，而是為了考察何種制度會使追求利益的個人有搭便車的機會，或者說何種制度可以減少個人搭便車的機會，使個人在追求個人利益的過程中不損害他人或社會整體的利益，從而實現(xiàn)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

2.通過研究個人行動選擇和社會交往的過程中怎樣通過行動權力的交換產生制度結構，以及制度結構如何孕育社會系統(tǒng)行為。

3.將既定制度結構視為個人行動選擇的邊界。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行動空間和備選條件，個人選擇的分析必須以對制度的把握和理解為前提。

上述立場可以使理性選擇理論更接近現(xiàn)實社會，更具有解釋效力。同時也有助于將源于經濟學，強調個人選擇的理性選擇理論引入強調制度約制的社會學，使之“社會學化”。此外，還可以為處理社會學方法論中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矛盾；微觀與宏觀或者行動與結構的連接闖出一條新路。

值得留意的是，中國已經完成了從的泛政治主義到以經濟發(fā)展為中心的轉變，正在實行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這很可能使人的行動，尤其是在經濟領域的行動日趨理性化。理性選擇理論，對中國人的行動的解釋與從前相比更為有效。但是必須注意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家庭中心主義可能使中國人理性行動的單位與西方相比更多的是家庭而非個人。在本人對國有企業(yè)勞動雇用制度改革以及工人的行為選擇的研究中，就曾出提出過“理性的家庭行為單位”的概念。這可以說是本人將理性選擇理論“理性”地運用于中國實踐研究，或者說將之“中國化”的一種初步嘗試?！?3〕

注釋：

〔1〕Alexander,J.C.,Sociologicaltheorysince1945,P.10BerkeleyUniversityofPress,1987

〔2〕Granovtter,M.,"ProblemsofExplanationinEconomicSociology"NetworksandOrganizationP.30,ed.byNitinNohriaandRobertC.Eccles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1992

〔3〕轉引張雄：《市場經濟中的非理性世界》，立信會計出版社1995年版。

〔4〕丹尼爾·貝爾著，范岱年等譯：《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99頁；汪翔：《理性預期宏觀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頁。

〔5〕Olson,M.,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PublicGoodsandtheTheoryofGroup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1

〔6〕Becker,GaryS.,TheEconomicApproachtoHumanBehavior.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6

〔7〕貝爾認為科爾曼的代表作《社會理論的基礎》徹底擺脫了傳統(tǒng)的束縛，為社會理論奠定了全新的基礎?？茽柭膶熌D將此書與帕森斯的《社會行動的結構》相提并論，認為科爾曼創(chuàng)建了新的社會行動理論。轉引自科爾曼著，鄧方譯《社會理論基礎》，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首頁。

〔8〕〔11〕轉引盧現(xiàn)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中國發(fā)展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0頁。

〔9〕赫伯特·西蒙著，楊礫，徐立譯，《現(xiàn)代決策理論的基石：有限理性說》，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6頁。

〔10〕赫伯特·西蒙著，楊礫等譯，《管理行為：管理組織決策過程的研究》，北京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1頁。

〔12〕〔14〕轉引霍奇遜著，向以斌等譯：《現(xiàn)代制度主義經濟學宣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22、62～72頁。

〔13〕〔15〕〔16〕轉引雷瑟（Ritzer，G）著，馬康莊、陳信木譯，《社會學理論》臺灣巨流圖書1988年版，第237～238、73、12～16頁。

〔17〕〔18〕〔21〕Coleman,J.&T.sJ.Fairer,RationalChoiceTheory:AdvocacyandCritique第21～43、9～12、268～269頁，NewburyPark:SagePublications,1992

〔19〕〔20〕科爾曼著，鄧方譯，《社會理論的基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頁。

〔22〕Taylor,M,"Structure,cultureandActionintheExplationofsocialchange".PoliticsandSociety,1989,Vol.17,No.2,June

〔23〕丘海雄：《國有企業(yè)勞動雇傭制度改革與工人的理性選擇》，1996年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