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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校訓是反映中國教育的一面很好的鏡子。校訓從無到有、從不成熟到逐步完備，其自身歷史脈絡的演變，反映了中國傳統(tǒng)教育轉型為現(xiàn)代教育的歷程。校訓句式和詞語組合等形式的發(fā)展和變化，折射了中國教育由重傳統(tǒng)文化到重政治口號再到重教育自身規(guī)律的轉換過程。校訓內容從以往的注重道德修養(yǎng)的倫理性內容到加大“智力型”、“實驗型”等知識性內容比重再到注重弘揚現(xiàn)代教育理念，都反映了中國教育由傳統(tǒng)教育向現(xiàn)代教育轉軌的歷程。

［關鍵詞］校訓；中國教育；變遷

蘊涵傳統(tǒng)文化和體現(xiàn)時代精神的校訓在其百年發(fā)展中變化較大，它的變化暗合了中國教育的變遷，折射了中國教育由傳統(tǒng)走向近代進而步入現(xiàn)代的光輝歷程。本文著重從校訓的歷史脈絡、形式、內容三方面的變化反映中國教育的變遷。

一、校訓的歷史脈絡折射中國教育的變遷

“校訓”二字不像“家訓”、“庭訓”，在我國古籍中已獨立成詞。古籍中雖有“校訓”二字，但并非詞組“校訓”本身，一經句讀，即可看出“?！焙汀坝枴笔歉髯猿闪x的，且“訓”多為動詞。如《全唐文》提到：“……五校訓齊……”，意為五組軍隊訓練整體；《明史》卷十中說道：“其學校訓導未教生徒”，意為學校就是來教育、訓導那些未受過教育的學生。

我國古代雖沒有獨立的“校訓”詞組，但卻存在校訓的精神內核。《大學》“三綱領八條目”、《學記》“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南宋白鹿洞書院《白鹿洞書院揭示》和岳麓書院“忠孝廉節(jié)”等，雖說并非我們所指的校訓，但內容和形式卻為校訓的產生奠定了基礎，是校訓效法的樣板和取材的“總庫”。

本文校訓特指現(xiàn)代意義的校訓。校訓作為中國學校教育的手段之一，是中國近代教育發(fā)展的必然結果。校訓伴隨中國近代教育的開始而出現(xiàn)，而近代教育則是在西方文化的硬性滲透下被動走上緩慢的發(fā)展道路。教會大學作為西方文化滲透的橋梁和中介，是中國高等教育在近代化過程中模仿和學習西方大學的本土原型。隨著教會大學的逐步建立，校訓作為學校教育的一種手段也相應出現(xiàn)。上海圣約翰大學首先把校訓引入中國，如徐以驊所說：“圣約翰在教育制度上系統(tǒng)地模仿西方學?！械脑谥袊袑偈状?。其他如畢業(yè)典禮、校歌、校旗、校色（藍與黑）、校訓（光和真理），也是西方的舶來品。所有這些自本世紀以來在一所中國學校也是習以為常的，然而當它們被圣約翰等教會學校引進時，卻開風氣之先?！盵1]1905年，上海圣約翰書院在美國哥倫比亞注冊時正式更名為上海圣約翰大學，在更名的同時，也明確了“Light&Truth”(“光與真理”)為該校校訓，但它以英文形式出現(xiàn)。

校訓以中文形式出現(xiàn)則是在甲午戰(zhàn)后，從日本引進了“日語的回歸漢字借詞”[2]——“校訓”：“日本用音讀漢字構成新詞，表達日本自己創(chuàng)造的概念，如校訓，來自日本‘?！鬹okun”[3]。

“校訓”一詞的引入使得教會大學英文校訓實體有了明確的中文稱謂——“校訓”。此后，校訓成為學校教育制度而為我國近代新式學校所普遍采用和接納。李瑞清主持兩江優(yōu)級師范學堂，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為校訓；趙天麟任北洋大學校長，制定“實事求是”的校訓：梁啟超在清華大學作講演提到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后來成為清華大學的校訓。

校訓成為學校教育的一種手段，作為學校的一種標志而被提升為學校制度。校訓的產生標志著中國傳統(tǒng)教育開始向現(xiàn)代教育邁進，是西方新式學校體制被我國接納、采用和完善的表現(xiàn)。

校訓自產生后就不斷發(fā)展變化著，它的流變反映了中國傳統(tǒng)教育向現(xiàn)代教育的轉型。校訓發(fā)展變化呈現(xiàn)出建國前傳統(tǒng)文化為主體、建國后政治激勵為主流、改革開放后多元理念為主導的流變趨勢。

傳統(tǒng)文化是構建校訓并使之更具文化魅力的搖籃。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浸潤體現(xiàn)在校訓的方方面面，如校訓的內容反映我國傳統(tǒng)的“德性”文化，強調道德養(yǎng)成，大多選用能代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特點的詞語，且大多引經據(jù)典，源出古語；校訓的形式則采用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單字、格言警句式等短語形式，還采用對偶、押韻等二字、四字或多字句式。建國前的校訓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是傳統(tǒng)文化的反映。傳統(tǒng)文化在該時期的主體地位固若金湯，對校訓的浸潤也是其它因素無法比擬的，尤其表現(xiàn)為體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精神內核的一言校訓。該時期著名的校訓有：北京市26中前身北京匯文中學校訓“智、仁、勇”、北師大附中前身國立北京高師附中校訓“誠、愛、勤、勇”、張謇師范附小新校校訓“愛國愛群、愛親愛己”、金陵大學校訓“誠、真、勤、仁”、暨南大學校訓“忠、信、篤、敬”等。

看中國教育的變遷建國后，我國進入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需要集中各方面的人力、物力、財力把我國建設成為民主、富強、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從而實現(xiàn)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于是，團結奮進、開拓創(chuàng)新、勇攀高峰就成為時代要求和倡導的精神。這種精神體現(xiàn)在教育上就是要求學生勤奮文明、刻苦團結，一時間以勤奮、嚴肅、團結等為內容的校訓大量出現(xiàn)，同時“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種“二言八字”句式成為該時期制定校訓的版本。雖然期間也零星出現(xiàn)一些有個性的校訓，但是它們基本湮沒于這種單一化的政治激勵式、口號標語化的校訓主流中。

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再次發(fā)生深刻的變化。在鄧小平南巡談話精神的鼓舞下，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我國的教育管理體制也逐步深化，開始進行以學校自主辦學為核心的改革。學校辦學要辦出特色，首要的前提是其辦學理念富有特色，相應地體現(xiàn)辦學理念的校訓也要不同一般。這樣，體現(xiàn)學校特有精神的校訓大量出現(xiàn)，且形式和內容都呈現(xiàn)多元特點。首先，校訓的表現(xiàn)形式多樣：一言校訓有三、四、五字句式，如上海市奉賢致遠高中的“愛、實、創(chuàng)”校訓、廣州中元中學的“德、毅、博、健”校訓、內蒙古涼城三中的“凈、靜、敬、競、進”校訓等；多言校訓有二言校訓，如中國政法大學校訓“厚德、明法、格物、致公”；四言校訓如北京師大二附中校訓“篤志博學，質樸方正”，還有一句話校訓，如上海市南匯區(qū)三墩學校校訓“明智、博愛、才華貢獻社會”等。其次，校訓內容也很豐富：有重新弘揚傳統(tǒng)文化的，如上海市楊浦區(qū)打虎山路第一小學校訓“禮、誠、勤、勇”；有張揚主體意識的，如北京市君誼中學星星學校（初中）校訓“成功非我莫屬，讓困難向我低頭”；有突顯現(xiàn)念的，如陜西師大附小校訓“學會做人、學會學習、學會生活、學會發(fā)展”；還有展示學科特點的，如“明法”、“致公”等政法院校校訓和“救死扶傷”、“仁慈謹慎”等醫(yī)科院校校訓。

從校訓的流變可以看出中國教育經歷了依托傳統(tǒng)文化、依賴政治和按照自身規(guī)律發(fā)展的過程。建國前校訓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呈現(xiàn)出極大的繁榮景觀，形式種類多樣，內容異彩紛呈，對校訓的影響巨大。建國后一段時間內，教育在政治所設定的種種框架中運作，教育政治化傾向比較明顯，出現(xiàn)了大量政治激勵式校訓。改革開放后，基于對以往歷史的深刻反思，人們的主體意識普遍覺醒。在文化日趨多元的時代背景下，教育要求培養(yǎng)學生的自主意識、自由意志、理性精神和創(chuàng)造能力，以“開放性”為其總體特征，并按照自身規(guī)律發(fā)展。這樣，校訓作為學校教育的手段更強調人的主體性、全面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揮。二、校訓的形式反映中國教育的變遷

不同時期校訓的形式不同，首先表現(xiàn)為校訓句式的變化。校訓產生初期，以單字句式為主，表現(xiàn)為一言[注:這里的“言”用了詩歌里的“言”的稱謂和意義。對于比較有規(guī)律的校訓來說，以標點符號為分隔符，一個分隔符中有幾個字即為幾言。至于“字”的意思，就是校訓總共包含幾個漢字即為幾字。如“勤奮、團結”，頓號前有二字，頓號后有二字，那么就叫做二言，總共有四個漢字，那么就稱為四字，此校訓的句式就叫做“二言四字”句式。以此類推。]校訓相當普遍，如“勤”、“誠”、“樸”、“毅”、“勇”、“敬”、“嚴”、“公”等。筆者收集到的建國前156條校訓中，一言校訓有49條。一言句式校訓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減少，二言、四言校訓逐漸增加，建國前二言有52條，四言有50條。二、四言校訓增加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一定關系。中國人習慣用單字來表達思想，到了近代單字無法確切地表達近代紛繁復雜的教育事務，所以迫切要求表義更加精準的雙音或多音詞的出現(xiàn)。文言文改白話文運動則順應了這一要求。此后，中國的雙音詞、多音詞盛行，并在詞語中居主要地位。建國前的校訓句式，種類也是五花八門，如一言有二字、三字、四字、六字，二言有二字、四字、六字、八字，還有四言、五言、六言等句式。建國后校訓表現(xiàn)最為明顯是“二言八字”校訓占絕大多數(shù)，如“勤奮、團結、愛國、求實”。筆者共收集建國后校訓389條，而“二言八字”校訓就達292條。建國后到改革開放前長達三十年的時間里，在學校數(shù)量急劇增長的情況下，“二言八字”校訓在數(shù)量上能獨占鰲頭，一言句式校訓基本銷聲匿跡（共5條），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改革開放后校訓除了囊括前兩個時期的所有句式外，還出現(xiàn)了新句式，如三言、七言、八言、十言，甚至還有一句話的形式。該時期，校訓種類更加豐富，達33種。

校訓形式變化還表現(xiàn)在校訓詞語組合的不同。建國前，一言校訓大多以“勤”、“樸”、“敬”、“誠”、“正”等詞為主。其中有一字單獨出現(xiàn)的句式，也有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六字等幾字同時出現(xiàn)的句式。建國后，一言校訓數(shù)目極少，用語也相對單調。改革開放后，一言校訓出現(xiàn)了許多詞語，如“競”、“凈”、“扎”、“遠”等。一言句式的校訓用詞大多來源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可以看出傳統(tǒng)文化在教育中的變化趨勢，大致成繁榮——沉寂——恢復的趨勢?！扒凇薄ⅰ罢\”二字是三個時期的一言校訓的共同內容，說明它們是我國傳統(tǒng)文化倡導的重點，也是我國學校教育永恒的主題。二言校訓用語大多是“勤”、“誠”、“忠”、“敬”等詞匯的派生詞，如“勤奮”、“奮進”、“忠誠”、“愛國”、“篤敬”等。詞語“勤奮”、“求實”、“團結”、“愛國”無論在哪個時期，都出現(xiàn)得最多，尤其集中于建國后改革開放前。由它們組合成的“二言八字”式單一化校訓主導著建國后改革開放前校訓的形式，同時也影響著改革開放后的校訓形式。改革開放后的校訓除了上述情況，更多是根據(jù)實際情況概括而成的，并且不再局限于“勤奮、團結、愛國、求實”式的“二言八字”校訓，出現(xiàn)如“學理主行”、“愛滿天下”、“不做假帳”、“博大精深”等“四言四字”句式校訓。這些句式的校訓基本沒有固定的詞語組合。

校訓形式的變化也反映了中國教育由重傳統(tǒng)文化到重政治口號再到重自身規(guī)律的轉換過程。建國前校訓形式注重從傳統(tǒng)中吸收精華，采用傳統(tǒng)文化中的單字、格言警句式等短語形式。而建國后校訓大多是單一化的“二言八字”形式。改革開放后，校訓又重新認識傳統(tǒng)，尋找被遺棄的古典，同時更注重著眼于社會現(xiàn)實、學校特點、學生實際和教育自身特點，“人無我有，人有我特”，呈現(xiàn)了形式多樣化局面。

三、校訓的內容體現(xiàn)中國教育的變遷

中國自古就主張“以德選人”、“德才兼?zhèn)洹?。《中庸》提出“尊德性而道問學”[4]，強調道德的先導、引領、統(tǒng)帥和調節(jié)作用。強調道德修養(yǎng)是我國教育的主題，也是我國校訓內容的主體。而道德修養(yǎng)用語大多來源于中國古典傳統(tǒng)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形成了誠信待人、勤勞節(jié)儉、尊老愛幼等傳統(tǒng)美德。勤勞、誠實、樸實等反映傳統(tǒng)美德的詞語就構成了校訓內容的主體?！扒凇?、“誠”、“樸”、“嚴”、“敏”、“勇”等詞幾乎成為一言校訓的主要內容?！扒趭^”、“團結”、“愛國”、“尚德”、“正直”、“和諧”、“崇真”等是二言校訓內容的主體。四言句式校訓如“蒙以養(yǎng)正”、“自強不息”、“敬業(yè)樂群”、“志存高遠、自強不息”、“敦品勵學、以品養(yǎng)慧”等，都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文化的深刻內涵。道德修養(yǎng)型校訓在建國前的校訓中居于主要位置。它首先表現(xiàn)為強調修身，如南京大學的“誠樸”、集美學校的“誠毅”等；其次，強調立志，可以說每一條校訓都代表著該校的理想和志向。清華大學的“厚德載物、自強不息”、南京大學的“誠樸雄偉、勵學敦行”校訓，非常明確地把形成高尚的人格典范作為受教育者高遠宏大的志向，并期待他們將來能夠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校訓對如何立志也有深刻的闡釋。南京大學老校訓“嚼得菜根，做得大事”認為堅忍不拔的耐力和意志是成就大事的根本；再次，校訓強調奮斗進取和創(chuàng)新精神的養(yǎng)成。廈門大學的“自強不息、止于至善”要求奮發(fā)進取，廣東惠陽市仲愷中學以革命家廖仲愷名言“人生最重要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為其校訓，旨在提醒師生勿忘先賢，注重精神修養(yǎng)，并使之與時俱進?！霸使誓堋⑷招略庐悺钡哪祥_校訓則是創(chuàng)新精神的最精致概括。

中國文化不講或很少講脫離倫理型學說的智慧，以重視道德倫理灌輸為主旨，偏重于“道德型”的理想人格設計，疏于“智力型”、“實驗型”人才的培養(yǎng)。中國古代所謂的“學問”，不是關于客觀世界的認識，而是如何安身立命與治國平天下的道德信條和經世之學。有關宇宙論、認識論的探討，都是從屬于或落腳于道德問題的基點上。尤其建國前的校訓對知識、學習重要性的認識反映不很明顯，只出現(xiàn)了零星的“重學”、“學習”、“好學力行”等詞。建國后，對學習的重要性有進一步的認識，“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校訓成為學校倡導學習的重要表現(xiàn)形式。改革開放后，隨著時代背景和教育理念的轉換，重新審視道德修養(yǎng)和學習知識的內在關系，認為二者并不相互排斥。一方面，知識的學習本身就包含相應的道德修養(yǎng)內容；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道德修養(yǎng)與學習知識存在著相輔相成的關系。如果在進行科學文化知識的教學時，能夠充分發(fā)揮其內涵的道德教育功能，就能收到雙倍的效果。同樣，如果能夠重視開發(fā)文化科學知識的道德教育功能，使受教育者懂得人生和做人的價值，就能有效地啟發(fā)受教育者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的積極性，從而更好地掌握文化科學知識。這一時期，“勤學”、“博學”、“樂學”、“學無止境”、“學為人師”、“學習為本”等體現(xiàn)學習重要性的校訓大量出現(xiàn)。

建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后，還出現(xiàn)了建國前所沒有的一些新校訓。表現(xiàn)為：反映行為準則的校訓，如上海市高安路第一小學的“遵守紀律、認真學習、熱心服務、講究衛(wèi)生”等；體現(xiàn)現(xiàn)代意識和觀念、突出個人主體性意識的校訓：遼寧師大附屬中學校訓“做新世紀的主人”等；反映學科性質的校訓，如“學高為師，身正為范”反映了師范院校的師范性和示范性；展示學校教育特色的校訓，如廣州第109中“求真、立善、創(chuàng)美”校訓。

百年校訓折射百年教育。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fā)展，中國學校校訓自身歷史經歷從無到有、從稚嫩到成熟等歷程；校訓句式和詞語組合等形式經歷由注重傳統(tǒng)文化形式到注重政治口號、標語再到注重彰顯教育自身規(guī)律等階段；校訓內容經過從以往的注重道德修養(yǎng)的倫理性內容到加大“智力型”、“實驗型”等知識性內容比重再到注重弘揚現(xiàn)代教育理念等變化。這一步一步的發(fā)展歷程反映了中國教育由傳統(tǒng)教育向現(xiàn)代教育的漸進的轉換過程?，F(xiàn)代校訓在進入新世紀后，將會以嶄新的姿態(tài)更加發(fā)揮其在學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成為名副其實的學校文化名片和學校品牌。

［參考文獻］

［1］徐以驊.教育與宗教：作為傳教媒介的圣約翰大學［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39.

［2］［意］馬西尼.現(xiàn)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M］.黃河道譯.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269.

［3］史有為.外來詞——異文化的使者［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261.

［4］陳戌國.四書五經［M］.長沙：岳麓書社，2002.12.